未来二十年，图书馆是什么模样？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图书馆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面临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图书馆正在从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拓展，其服务重心从面向馆内读者向回应社会（社区）发展需求转变。另一方面，近二十年开放获取运动的稳步前行为图书馆向知识基础设施的方向演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未来二十年里，图书馆将在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科学进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者以连接、导航和创造3个关键词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第一，图书馆员要成为连接的推进者和领导者，发挥组织、协调及动员各类资源的能力；第二，图书馆员要积极参与开放科学发展的进程，并发挥其在资源管理、数据利用以及咨询服务方面的导航能力；第三，图书馆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用户创新与创造的环境，助力经济与文化发展。
关键词 未来图书馆 图书馆转型 知识基础设施 开放获取 开放科学
在图书馆未来研究中，有一些很值得关注的预测项目与文章。就未来二十年而言，以下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一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由荷兰公共图书馆协会于世纪之交组织策划，当时做了一个概念模型和7个样板图书馆，其结论是图书馆将深入社区、深入家庭，并以更多元的方式存在，图书将永远存在，好比有了车还要选择走路一样，当时该协会邀请荷兰著名建筑师维尼·马斯（Winy Maas）做了一个布拉邦图书馆的概念模型[1]。布拉邦图书馆是无限向上延伸的建筑，每一层都有阅览、研讨、展示等空间。十多年后，维尼·马斯为天津滨海图书馆设计了一个以书山为主题的图书馆，再现了无限延展的理念。二是关于大学图书馆的，瑞士苏黎世大学图书馆鲁道夫·穆蒙塔勒馆长写了一篇题为“2040年以后的大学图书馆”的文章[2]，他说，到2040年大学图书馆已经无缝融合于大学教学体系之中，学术出版已掌握在大学与大学图书馆手中，取代了由主要商业出版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学术出版已经实现了学术社区主导而不是商业出版主导，对于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有过经历的我来说，感受尤为深刻。
1 澳门大学图书馆经历的转型实践
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虑，尽管图书馆界搞得轰轰烈烈的，但学界包括图情学界对图书馆这门事业并不怎么看好，包括图书馆人自己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不禁要问，图书馆有没有未来？
今天之所以谈图书馆未来这个主题，不是因为我对从事了一辈子的这个职业怀有的主观偏好，而是想将这些年来我经历的、见证的、期待的、思考的东西结合未来展望做一个理性的梳理。
我是五年前从事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前三十多年都在公共图书馆工作，大学图书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应聘会上有考官问我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有什么区别，我的回应很简单，图书馆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除了服务对象不同，其他都差不多。但来澳大之前做了不少功课，希望在有限的五、六年时间里，能做出一些可见的成绩来。
五年多过去了，在最近两次向学校领导报告图书馆进展的会上，我对这些年来澳大图书馆学术资产管理与服务做了一个归纳，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说就学术资产整合而言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硕博士论文收集率达到百分之百，我刚进澳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收集率只有90%多，后来与校研究生院合作，优化了流程，现在已经连续数年达到了100%。第二件事是建立了澳大人文库，将澳大师生写过的书集中展示出来。第三件事是建设学者库，该库不仅包括所有的全职老师，而且将所有老师的所有作品都收录进来，在澳大图书馆学者库里，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献都是灰色文献，它们都是学校宝贵的学术资产，时间越长久，资源越完整，其增值效应越高，在这些资源的基础上，图书馆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对比分析等。更重要的是，它是大学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这些学术资产既是澳大独特的资产，也是全球共享知识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图书馆下一个二十年会发生什么？
一般编制未来规划都要做环境扫描，今天我们不谈社会因素、技术因素或文化因素，而是来看看对图书馆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即系统和资源代理商的作为吧。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图书馆前景最具敏感度的行业恐怕就是这些中介商了。
这里我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科睿唯安的并购在业界引起的震荡。Marshall Breeding编辑的《图书馆系统报告2022：一个被颠覆的行业》[3]中有这样一段话：2015年前图书馆技术行业的并购主要涉及直接竞争对手的整合，如SirsiDynix案例。下一阶段图书馆技术行业合并的趋势是向那些为图书馆提供内容和不同产品和服务的更大型企业发展。ProQuest对Ex Libris和Innovative的收购遵循了这种模式。然而科睿唯安对ProQuest的收购将这一全球最大之一的面向图书馆的公司带入了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研究领域。这说明什么呢？图书馆技术正在从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拓展，图书馆服务重心从面向馆内读者到回应社会（社区）发展需求，这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也凸显了图书馆在社会结构中应有的核心作用。
1985年我到芝加哥出席国际图联年会时，有机会参观了UMI公司，当时就觉得这家公司很庞大，将全球的硕博士论文都收集了起来，后来ProQuest收购了UMI公司，接着最近又收购了Ex Libris和Innovative等公司，不可思议的是，后起之秀科睿唯安公司竟然把这一庞大的ProQuest公司收购了。2022年OCLC与科睿唯安打官司，双方虽达成了和解[4]，但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双方的资源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仗也打下了今后这两家大公司会深度合作或彻底合并的埋伏。
这表明什么呢？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图书馆业务需要从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思考了，这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图书馆还是局限在传统的信息处理与服务上的话，那真的可以说，这门职业可以看到尽头了。其实，从这些年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来看，学术交流与研究也是与图书馆工作紧密连接的，因此它需要我们再跳跃一下，向更高、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第二件事是开放获取的发展。开放获取是在21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是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为抵制学术期刊涨价而掀起的一场运动，大家都觉得，学术资源是公共产品，应回归其作为公共资源的属性，而开放获取是应付出版商涨价最合适的手段。令学术界震惊的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披露的一个统计，1985年至2002年大学图书馆订阅的期刊价格上涨了227%，而同一时期美国CPI指数增长仅为57%[5]。开放获取运动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期刊的开放获取遏止这种学术商业化的行为。《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发布以来，虽然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在从政策上大力推进开放获取，但总体上进展不理想。哈佛大学图书馆咨询委员会于201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到该馆订购的两家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涨了145%[6]。从全球总体趋势来看，即使到2019年全球发表学术论文的纯开放获取比例只占31%左右[7]。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建议，应对图书馆经费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从实质上推进期刊向开放获取转换。
开放获取要取代收费订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影响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据有关资料报道，到2020年各种形式的开放获取加起来达到50%的临界点。未来的目标是大部分学术期刊与图书都实现开放获取，将原有的学术出版以出版社与公司为主体，改变为以学术机构与图书馆为主体。上述大学图书馆2040年预测的文章提到，到2040年，大学与大学图书馆已经将学术出版掌握在手中，取代了以前存在的由主要出版公司为主体的局面[2]。
在过渡阶段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问题，那就产生了所谓的混合模式，也就是说，作者支付了文章处理费（APC）后，文章就可以开放获取形式发表，其他文章只能向订阅者开放，这就带来了所谓的双重付费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必须找到一个可行的应对方式，既不影响学术正常交流，又能向开放获取目标迈进，2015年4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数字图书馆（MPDL）发布了题为《颠覆订阅期刊的商业模式，通过必要的大规模转型推进开放获取》的白皮书，白皮书建议的方式是将图书馆向出版商支付的学术期刊订阅费折算成开放获取出版费，所有文章都立即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出版。在当年12月举行的第12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推出了开放获取2020计划（OA2020）。截至2020年4月，已有145家学术机构正式签署协议支持OA2020。2018年9月，11个研究资助机构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宣布成立“S联盟”（cOAlition S），并提出S计划即“Plan S”，其核心是开放获取十原则[8]。由此在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协商的新模式即转型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TA）。简要来说，它是将原有的订阅模式转变为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可行性，由于这些资金已经存在于市场上，比较容易操作，不会增加图书馆更大的财务负担，比如在原有合同的定价之上再增加一至几个百分点，一般图书馆都能接受这一做法，因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大福利，减少了他们的经费负担，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其论文在全球的能见度。
转型协议进展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2023年6月举办的第16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科学不能因为全球范围内经济上不公平的出版费而失败。会议肯定了转型协议带来的成果，但指出这种“阅读并出版”（Read and Publish）的协议是过渡性质的。会议提出了四项共识：(1)全球开放获取转型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按现有的速度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2)不平等与学术出版是不相容的，科学不能因为全球范围内经济上不公平的出版费而失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而面临严重的科研鸿沟问题，这种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3)学术自治是学术出版的当务之急，科研机构及其科研人员生产了大量科学出版物，但它们必须花巨资将这些资源买回来才能使用，因此今后科研机构和图书馆将替代商业出版社成为学术出版物出版的主体；(4)必须充分启用作者选择和作者权利。以前论著一旦由商业出版社出版，就意味着作者将版权让给了出版社，今后的目标是让作者通过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C）机制在第一时间自由分享其原创作品[9]。这些共识听起来也是很激动人心的，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任何事物只要过了临界点，就有了达成的希望。
这两件事对图书馆未来影响很大，前者要求我们将学术图书馆放在整个知识传播与交流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它让我们清晰地预测未来图书馆员可以做些什么，后者告诉我们，要做好将学术出版纳入图书馆业务范围的准备，从现在起就要与大学及科研人员合作，在建设知识基础设施的同时，为推进开放科学做出图书馆员应有的贡献。
3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呢？
由此可见，未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图书馆不是消亡与否的问题，而是空间更大，担子更重了。
我们用人、资源、空间三要素来看未来的图书馆，大家不难发现，这三个要素都已超越了原有的定义和范畴，随着虚实融合与交叉，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时间关系，这里省略对每一个要素的纵向分析，让我们一起来横向探讨图书馆在三要素中应扮演的角色。
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述。首先是连接（connection）。人、资源、空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一句比较流行的口号，从collection到connection（从馆藏到连接），很生动地描绘了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新一代图书馆员不仅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资源与资源、空间与空间以及三者之间交互的关系，作为这种连接的推进者，图书馆员应具备领导力的素质，这些年在国内外图书馆员培训课程中常常会看到Leadership这个词，就是这个道理。就馆长而言，现在馆长要面对的已经大大超越传统的职责范围了。在澳门大学，我不仅要管图书馆，还要管档案馆、艺术博物馆、校史馆以及出版等，当然澳门大学比较特殊，学校在设立这些新机构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如何善用校内富裕的空间，而当图书馆拥有这些富裕空间的时候，学校当然会安排图书馆来承担这些新的工作。实际上，相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在转型上总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它所服务的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对信息资源及其变化是最敏感且最直接的，我们必须及时适应并跟进他们对信息资源与服务的各种需要。
图书馆融入大学体系以后，图书馆员不仅要跟院系打交道，还要跟行政部门合作，尤其是在谋划校园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时更是如此，比如在建设澳门大学学者库的时候，馆长就要牵头与校领导、与人事部门、与院系打交道，对于馆员来说，比如从事学者库建设的馆员，他们的合作范围更广泛，甚至具体到每一个教师或研究者。现在每一个学院和书院都有图书馆的联络馆员，他们的工作已不局限于原有的岗位职责了，当学院需要举办信息素养课程，教师希望举办博雅讲座，或者学生会希望组织摄影展等，都会由联络馆员出面协调，评价一个联络馆员的好坏，不仅要看该馆员的专业技能，更要看其组织、协调及动员其他资源的能力，越向前发展，对图书馆员领导力的要求会更高。
其次是导航（navigation）。上海图书馆在21世纪初就打出了知识导航的口号。知识导航突出的是图书馆员在资源与用户之间的作用，如果说connection更强调协调与组织的话，那么navigation更注重的是如何将资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再过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开放获取资源将成为主流资源，像科睿唯安这样的大公司还会存在，他们会为我们提供更优越的增值服务，那么，图书馆员还能做出什么专业贡献呢？
前面提到2040年大学图书馆的预测，即学术出版由主要出版公司为主导转变成由大学（或科研机构）及其图书馆为主导，到了那个时候，知识基础设施初见端倪，图书馆员在设施管理、标准维护以及资源处理等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图书馆一直在承担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方面的工作，大学（或科研机构）有可能将与学术出版有关的政策实施与落实的工作委托图书馆来进行。为此，图书馆将依据自身的专业优势，创新更好的编撰规范和格式以取代传统的商业出版格式，这里我们不讨论编目创新的具体问题，但我相信图书馆员的资源描述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定会比出版行业做得更科学、更合理。
当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达到更成熟的程度，开放科学将成为现实。图书馆员将发挥其“藏用结合”的专业优势，在开放科学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说以前知识导航还是一句口号的话，到那个时候，知识导航将成为图书馆员必备的一种技能，这种技能不只是资源描述和编辑的能力，还包括资源的使用、咨询甚至为用户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
第三是创造（creation），首先看一下图书馆的演变过程。第一代图书馆重收藏，以收藏为中心的，就是藏书楼性质的，第二代图书馆重开放，从半开架到全开架，强调方便读者利用，但总体上来讲还是原有基础上的提升，只是在开放借阅之外，增加了讲座、展览、研讨、文艺等功能，这些文化类的功能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大，有的图书馆甚至占到了整个图书馆的三分之二，书架或阅览桌椅的空间挤压到三分之一，但总体上它还属于第二代，没有质的差别。然而，第三代就很不一样了，之所以说重创造，就是强调读者通过利用图书馆从事创造，增添价值。
什么是知识基础设施？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就是一种基础设施，人们不仅可以在网上获取信息，交流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开展经营等增值性的活动。知识基础设施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平台，用户既可以获取和交流信息，而且可以利用这一平台为自己添加和创造价值。与互联网不同，它不是纯粹虚拟的东西，以图书馆为主体的知识基础设施是一种虚实融合的空间，它需要有一个体现膜拜价值的建筑实体，数千年来图书馆始终给人以知识宫殿的形象，今后也是如此，在地理位置上它往往处于中心位置，比如澳门大学图书馆，看上去既是大学的门面，又处于人流量最多的中心位置，两边有咖啡厅和书店，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自由舒适地学习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虚实融合的知识共享体，更多的资源收藏于虚拟环境中。
作为创造型图书馆，需要有3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用户参与，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前提所在，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图书馆，都要把用户参与放在首位，很多图书馆有创客空间，但利用率不高，主要是与用户的实际需要不符。图书馆设立创客空间等设施，是为了适应职业培训和团体交流的需要，在参与的过程中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第二是提供工具。早期图书馆提供阅览空间，后来发展到提供网上资源，现在要提供合适的工具，如昂贵的设计软件、3D打印机以及各类新产生的网络工具和设备等，有的图书馆还提供工具外借服务。用户通过学会使用新工具生产和创造产品；第三是成果展示。图书馆是用户展示成果的最佳公共空间，城市里有很多第三空间，但图书馆是最能体现公共价值的场所。用户走进图书馆，发现有自己的或熟悉的人的作品会倍感亲切。图书馆可以组织一些学生摄影展之类的活动，让他们有参与感。我们把图书馆比作一个舞台，读者既可以是观众，也可以是演员。
2022年底我为徐家汇书院开馆写过一篇短文，后来发表在新民晚报十日谈上，题目是“图书馆，市民的第二书房”[10]，原来有“图书馆，市民的第二起居室”的提法，之所以说“第二书房”，是指当时徐汇图书馆旧馆搬迁的时候图书馆想出了一个让读者把徐图带回家的点子，等到新馆开放时再把书还回来，强调了图书馆与家里的书房合为一体的理念， 再进一步延伸一下，如果改为“图书馆，市民的第二工作室”的话，就是典型的创造型图书馆了，市民将图书馆比作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既可以自己创作，也可以与其他人合作。有人担心，图书馆变成个人工作场所的话不好管理，但这就是管理的问题了。我们还是要转变观念，现在大多数图书馆都是按图书馆员的意愿出发进行设计和管理的，很少考虑用户的需求，造成了大部分图书馆空间资源的浪费，我们把它倒过来，从读者的意愿出发，就大不一样了。由此，图书馆的功能和使命都发生了变化，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文化，而且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
4 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图书馆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面临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图书馆正在从信息处理与服务向更广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拓展，其服务重心从面向馆内读者向回应社会（社区）发展需求转变。另一方面，近二十年开放获取运动的稳步前行为图书馆向知识基础设施的方向演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未来二十年里，图书馆将在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科学进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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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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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22/05/02/2022-library-syste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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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子娴,王嘉昀. 新形势下开放获取出版现状与趋势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0,39(7):123-129.
[9] 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 TOGETHER FOR TRANSFORMATION 16th Berlin Open Access Conference[EB/OL].[2023-06-07].
https://oa2020.org/wp-content/uploads/B16-conference-report.pdf.
[10] 吴建中. 图书馆，市民的第二书房[N]. 新民晚报, 2022-12-19(15).
作者简介
吴建中 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2002年至2016年任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馆（所）长，2017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两届委员（2001年至2003年、2003年至2005年），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常委。E-mail: jzwu@um.edu.mo 中国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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